海南地名考据：从通什到山海之间的语言与历史

摘要

海南地名是理解海岛语言接触、聚落发展与行政整合的重要材料。以通什及五指山周边为中心，本文综合地名研究、地方史志、汉字译音标准、植物采集记录及空间分析成果，讨论黎语地名的解释条件及其历史意义。本文认为，地名包含相互关联而不能混同的三个层次：原语中的命名，跨语言记录形成的名称，以及不同时期制度和社会生活赋予名称的新范围与新意义。现有资料支持田地、村寨、山林、水系和社会组织在海南黎语地名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显示行政调整和记录方式显著影响今天能够看到的地名分布。不过，汉字相同不等于词源相同，名称延续不等于聚落原址或行政边界延续，现存地名的空间分布也不能直接还原古代族群迁徙。通什释义的分歧、水满意义的扩展，以及植物标本中的历史地名，说明研究应同时重建名称的语言来历、文本传承与空间指向。这些案例表明，海南地名的历史意义产生于语言命名、空间指向与社会使用之间的长期互动。

关键词：海南；通什；黎语地名；历史地理；语言接触；植物标本；地名文化遗产

一 从一个读音进入海南历史

这篇文章起于一个很小的问题：五指山市以前叫通什市，为什么“什”在这里读 zá？顺着这个读音追下去，很快就会遇到更多问题：通什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海南中部有那么多带“什”“毛”“番”“抱”的名字，一张民国地图上的村名为什么在今天的地图里找不到，一份植物标本上写的“定安”，又为什么可能指向五指山附近？

这些问题把语言、土地和历史牵到了一起。我们平时把地名看作地图上的标签；实际上，一个名字进入地图之前，可能已经在村民的口头交往中使用了很久。它被汉字记录时，经过了听辨和选字；被编入地方志时，又获得了某种县、乡、峒的归属；进入行政区划之后，还可能从一个聚落的名字变成一个更大区域的名字。

因此，海南地名值得研究的地方，不仅是能从一个名字里读出一段旧事，更是能观察一段历史如何被保存、转写和重新解释。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海南地名应被理解为跨语言、跨文献和跨制度的历史记录。记录产生的语言、年代与空间条件，决定了它们能够支持何种历史判断。

这里的“综述”有明确范围。本文以海南岛陆上地名为主，重点讨论通什及五指山周边；海上《更路簿》作为比较材料。本文采取问题导向的叙述性综述，依据能够核验的公开全文、官方沿革、标准馆藏说明及学术摘要建立论证，不声称已穷尽所有地方档案和研究成果。现阶段尚未逐页核验《通什市志》《海南省志·地名志》的相关原页，也没有完成当地黎语录音调查。因此，本文的重点是评析已有解释及其历史含义，不对缺少原语和原页支持的词源作最终裁断。

二 海南地名研究的几条路径

语言解释与民族活动史

2025 年张治弘等人的研究引用了刘剑三 1992 年《地名：海南民族活动史的“化石”》、2008 年《海南地名及其变迁研究》，以及文珍 2015 年《三亚黎语地名的文化解析》。这些书目说明，海南地名的语言和文化解释已有持续积累；“通什是什么意思”并非一个此前无人处理的问题。[1]

从这些研究在后续论文中的使用方式看，早期成果的重要贡献，是把常见地名用字放回地方语言，解释它们与村寨、田地、氏族及日常生活的联系。上述三项成果在本文中属于经后续论文转引的研究线索，相关概括的证据范围以转引文本为限。

地名作为民族活动史材料的价值在于：人群的迁居、语言的替换和聚落的延续，可能留下不同于文字正史的痕迹。但“化石”这个比喻也有边界。地名仍然会被人使用、改写和转移；它保存的历史信息需要通过语言和文献分析才能读出，不能仅凭一个字就确定某族何时进入某地。

历史文化地理

朱竑、司徒尚纪在 2001 年《开疆文化在海南的地域扩散与整合》中，提出从沿海向内陆、从低海拔向高海拔逐渐推进的文化传播框架，并强调海南海岛文化是多种文化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的“开疆文化”是论文的分析概念，不宜直接当作岛内居民对自身历史的唯一叙述。[2]

这一研究路径使地名不再是孤立词条，而成为聚落、交通、开发和移民的空间线索。但宏观框架需要微观材料支撑。一个地方存在汉语名称，可能出于移民命名，也可能出于官府改名、地图译写或原有居民采用汉语。不同机制可以形成相似的地图表面，必须进一步区分。

地名数据库与空间分析

2025 年《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把问题推进到行政村名数据库。作者整理了 2534 个行政村地名，识别出约 604 个黎语地名，并采用 GIS 和二项 Logistic 回归讨论空间分布。该研究将语言文化解释与区域量化分析联系起来，提供了目前较完整的行政村名样本。[1，第2节]

与此同时，广西壮语地名的 GIS 研究已经被这篇论文列为方法参照。区域统计能够显示地名的集聚与分异，却需要与逐名考证配合：数据库首先要判断某个名称属于什么语言、表达什么意义，之后才有可用于统计的标签。因此，词源解释的质量会影响空间分析的质量；地图和模型并不能消除最初分类中的歧义。

其他学科保存的地名

地名研究还存在一条容易被忽略的路径：从本来不以地名为研究对象的材料入手。植物标本、采集日记和物种发表记录必须标明采集地点，因而保留了大量旧地名。2014 年《海南日报》采访植物学者邢福武，详细介绍了海南历史标本的产地辨认问题；更早的 McClure 论文，则保存了进入五指山地区的亲历观察。[3][4]

这几条路径关注的材料并不相同。语言研究重读音和词义，历史地理重年代和空间，行政沿革重建制，植物分类学重采集地点。把它们相互对照，能够增加证据，也能够发现单一材料自身不容易暴露的问题。

三 地名用什么语言命名与用什么文字记录

海南地名的语言来源与文字记录属于两个不同层次。一处地名写成汉字，只能说明它被纳入了汉字记录系统，不能由此认定它原本就是汉语词。

海南中部许多名称被研究者解释为黎语的汉字译写。2022 年《海南日报》地名专题引述刘剑三、朱运超等人的研究，列举了表田地、村庄、山、水、山林的地名用字；2025 年论文进一步归纳了常用领头字及其意义。[5][1] 这些成果说明，读一个名字至少要处理两件事：当地实际说的是哪个音，记录者用哪个汉字表达了这个音。

还要增加第三件事：今天人们如何读这个汉字。一个口头名称的黎语读音、海南汉语方言中的转读和普通话中的通行地名读法，可以相互联系，却不是同一层语音材料。只写“通什读 tōng zá”，还没有给出它在某一黎语方言中的完整发音。

1991 年《黎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国家标准馆的适用范围说明明确指出，该规则主要适用于黎语侾方言区；其他方言地名要参照差异按当地语音处理；已经法定或现行通用的汉字译名仍然照用。[6]

这一说明带来两点认识。首先，黎语内部的差异会影响地名记录，不能假定全岛有一套完全一致的读音和译字关系。其次，译音规范承认既有名称的延续，旧名未必符合后来制定的译音表。拿现代规则机械纠正所有旧名，同样可能丢失历史。

这里还有一个常见误区：“黎语地名长期借汉字记录”不等于“黎语没有任何现代书写方案”。前者讨论的是历史材料实际使用的记录方式，后者涉及语言文字建设史。地名考证应具体说明材料年代和记录系统，不应把长期缺少可对应的古代文字材料扩大成永久不变的语言属性。

同样，地名的语言归属不等于今天居民的民族身份。一处沿用黎语名称的村庄，可能经历过人口流动和语言替换；一处今天由黎族居民居住的村庄，也可能使用汉语新名。地名是命名及传承的证据，人口和语言使用状况则要另找材料。

四 通什释义的共同部分与真正的分歧

几种说法分别来自哪里

中国地情网 2020 年发布的《地名探源之海南省五指山市》，注明原题为《五指山市名由来及变迁》，来源是“琼崖史志”微信公众号。它把通什解释为山谷中连片的田地，并注明汉字译写读作 tōng zá。这是一项可核验的史志系统转述，但页面没有给出原语录音、词条出处或逐成分释义。[7]

黄循鑫 2023 年《恳请“国家语委”送给海南人民一个zá音》列举了“在一片田的中间”“一大片田”“树下的田地”几种解释，并讨论公路标牌中的 zá 音。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展示当地使用者对地名读音的关注及释义的流传状况；其未注明来源的词源说法，仍然需要追查。[8]

区划地名网把通什解释为树下的田地，并进一步写到古树包围的一片田。该网站收录了不少建制资料，同时明确要求引用者自行核实。它可以补充不同说法的分布，但不宜仅因网站介绍详细，就把这段解释视为一次独立的黎语调查。[9]

三组说法的共同部分是田地，差异则在于田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位于某物之下，处于一片田的中间，还是强调连片或山谷地形。共同部分得到多项材料支持，但这些材料是否来自相互独立的调查，目前不能确定。

田地义的共识与成分解释的分歧

这一问题不能用“哪个画面最符合通什风景”来裁断。树下、山谷和连片田地，都可能与当地环境相容；环境相容只说明解释可能成立，不能证明它就是原始词义。

各说的主要分歧集中于名称第一成分。判别这一成分，有赖于特定方言中的原语读音、可比较的词汇形式及组合语法。第二成分若与田地词相对应，也不能据此反推第一成分一定表达位置、地貌或植物。现有汉语释义尚不足以提供这一层面的语言对应。

“一大片田”也可能是全词意译，而非“通”和“什”各自对应一个汉语词；“古树包围的田地”则可能把简短释义扩写成地方景观。这些是对不同转述形式的分析假设，尚不能当成某个作者确实经历过的解释过程。

因此，现阶段本文采取一个有强弱之分的结论：通什作为黎语来源的汉字地名，及其与田地有关的解释，获得了较稳定的文献支持；完整词义和第一成分的解释，仍需原始调查材料核验。田地义的共同部分与修饰成分的歧义，构成现有解释中不同强度的证据层次。

文献年代与名称所指

史志介绍说古时有通什峒，但没有注明最早见于哪一卷哪一页。它可以提示检索方向，尚不足以确定命名年代。[7]

名称的文献年代与命名年代并不相同。某一时期的可靠记载，只能证明名称至迟已在该记录中出现；口头名称可能早于文字记录，其形成时间仍取决于其他材料。版本、成书时间与条目所记时代的差别，也会影响这一年代判断。

同名记载所指的市区、村寨、峒或更大区域，也可能并不重合。名称相同而指向不同，是海南地名研究中比错别字更深的一类问题。

五 “什”“抱”“番”“毛”与黎语命名结构

田地词与农业生产空间

2022 年地名专题引述的解释，把什及部分扎、祖、那地名与田地联系起来。2025 年论文把什、扎、打、大、三、那、祖列在农田或水田相关的用字中，并以什运为例，将其解释为田边种有木瓜。[5][1，表1及第3.3节]

这些材料显示：海南中部相当一部分地名把生产空间放在命名结构中。田地既是地景，也是劳动创造和持续维护的空间。名字记录的不只是“这里有什么”，还可能是当地人以什么资源识别和组织自己的生活。

但这里不能建立“见到什就解释为水田”的通则。某个字在一组地名中经常记录某种声音，不代表它在全部名称里都记录同一个词。相反，同一词也可能因方言和记录习惯而出现不同写法。研究单位应当是完整名称及其本地读音，而不是从所有地图标签中抽出的单个汉字。

对田地义还需要继续细分。原词究竟泛指田地，还是专指水田、旱地、耕作地或某种田块？现代汉语转述常把这些差别压缩成“田”。如果要用地名研究农业史，词义范围必须首先明确，否则就会把一般耕作活动错误地证明成某种特定稻作制度。

抱番及村寨名称

2025 年论文将抱、报、保、番、方、芬归入村寨相关的汉字记录形式，并列出抱班为新村、番曼为旧村、方龙为大村的例子。[1，第3.2节] 这些例子展示了可供比较的命名模式：一种村寨通名与区别性成分结合，使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进入名称。

新村和旧村的对称呈现了聚落之间的相对关系，可能与村落群的分化、迁建及土地使用联系起来。不过，词义上的“新”不提供绝对年代。一处在命名时被称作新村的地方，也完全可能在此后使用这个名字数百年。

村寨通名也不应机械对应现代行政村。“村”在语言和地方社会中可以指实际聚落；现代行政村则可能管理若干自然村。某个名称被选为行政村名以后，它的指向范围会扩大，而下辖其他自然村的名称可能从较粗尺度的地图上消失。

毛与社会组织的联系

2022 年报道及 2025 年论文把五指山地区部分毛、母、茂地名与合亩、氏族或宗族联系起来，并转述亩、磨、毛的记录变化。[5][1，第3.2节] 这是地名讨论从自然环境走向社会制度的一个入口。

不过，社会组织词需要比植物和地形词更谨慎的翻译。氏族、宗族、家族、劳动合作组织与土地单位，在汉语学术叙述中各有侧重；原语中的一个称谓，未必与其中任何一个概念完全重合。同一词在不同书籍中被译为“氏族”或“家族”，可能反映调查对象、使用场景或译者概念的差别，尚不足以据此断言制度变迁。

某个地名含有社会组织词，也不足以证明当地的某种组织制度从命名时代完整延续至今。需要结合民族志、家族关系、村落口述及土地产权材料，分别讨论名称的延续和制度的延续。

自然词与文化词常常交叠

2025 年论文将黎语村落地名分成自然景观型、文化型和复合型：自然景观型包括山水和动植物，文化型包括黎峒、民俗及家族等，复合型主要是田园景观。[1，表1]

这个框架便于统计，却不能把实际生活切成互不关联的格子。一棵树可能提供果实、染料或建屋材料，也可能成为村落共同记忆的标志；一片田地同时包含水文、劳动和土地关系。论文自身在讨论乌墨相关名称时，也涉及植物资源与染色技艺的交叠。名称的意义因此可能跨越多个分类维度，单一统计类别不能穷尽其具体历史。

六 水满的词义与后来附着的意义

董元培 2009 年《三月水满》把水满解释为上古、古老，并意译为远古的村落。文章写到番雅村、先人居住的水满上村，以及村民已难说清的迁居时间。这是一篇游记性质的地方文章，保存了可供追问的聚落与记忆线索，但不是带原语词条和录音的语言调查报告。[10]

2025 年论文则把水满解释为“古老，至高无上”，放入美好纪念类，并联系当地的黎祖大殿及五指山景观。[1，表1及第3.2节] 两者在古老这一意义上接近，后者又多了尊崇性的表达。

对此可以提出三种待检验的解释：原语词本身存在多个相连的意义；“古老”在地方文化叙述中被引申为祖先性和尊崇性；或者不同材料实际上混用了不同称谓、不同地点的解释。当前证据不能决定是哪一种。

水满上村、水满村与水满乡之间的名称关系，以及不同文本中释义出现的年代，直接影响这一问题的判断。如果不同层级的名称被混用，聚落词义与区域文化表达就可能被合并为一个解释；如果某种尊崇性表达仅见于较晚文本，它的意义史位置也与早期原语词义不同。

这样的研究同时面对词源和意义史。一个名字原先为什么产生，与今天人们如何理解它，都是实在的问题。即使某种现代解释最终不能用来证明原始词义，它仍可作为地方社会如何讲述自身历史的材料。

水满还提醒我们，名称中的“古老”不能用来直接推算聚落年龄。它是一种语言意义或地方认知；聚落究竟延续了多久，仍需要建置、遗址、族谱或其他可以建立年代关系的材料。

七 通什的行政沿革与名称尺度的变化

峒、乡、镇、市的空间差异

中国地情网介绍了通什峒、通什乡、通什镇、通什市及五指山市的名称沿革；五指山市政府历史沿革页面则给出了更细的建制变动。[7][11] 如果只把这些名称排成一条箭头，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同一个地域只是依次换了行政等级。

官方沿革已经提供了反例。1986 年设立通什市时，区域来自原保亭县的畅好、红山、毛道、南圣区，原琼中县的五指山、毛阳区，原乐东县的番阳区，以及自治州直辖的通什镇。这是不同隶属区域的重新组合，不能理解成某一个古峒自然扩大而成。[11]

“峒”也不宜直接译成现代行政村。2025 年论文及植物标本报道，都把它放在历史上的基层社会政治组织背景中讨论。[1][3] 要判断某一文献中的峒是什么单位，仍需检查当时的组织方式、下辖关系及记载者的使用习惯。

建制变迁的基本时间线

下表以五指山市政府的回溯性沿革为主要依据。它说明的是当前官方整理的历史关系，不等于每一项原始批文已经取得。

资料来源：五指山市政府《历史沿革》。[11]

时间线也揭示出需要逐页追查的异文。官方沿革写 1953 年自治区迁驻、1955 年改为自治州；2012 年更名新闻则笼统写成 1955 年州政府迁入。两段叙述可能把迁驻和机构改制混到了一起。本文暂按更详细的官方沿革分开记录，不把新闻的概述再拼接成一个新的年代。[11][12]

1935 年的新县设立日期也存在材料差异：政府沿革写 3 月 8 日，2014 年植物标本报道写 4 月。政府页面前后对个别峒的原县归属也有不一致表述。这些问题需要回到当年的建县文件和地图核对。这些材料足以说明1935年前后发生过区划调整，但不足以据此确定某份标本所属的确切县界。[11][3]

2001年与2012年显示不同的命名诉求

官方沿革对 2001 年更名的说明，提到通什的特殊读音造成对外交流不便，以及五指山名称有助于识别地理特征和扩大知名度。[11] 这里可以确认的是官方回溯叙述给出了哪些理由；至于各项理由在决策中权重如何，仍需要原请示、批复和讨论材料。

2012 年更名新闻则强调尊重通什的历史传统、地方习惯和地名优势。官方页面记载批准日期为 4 月 26 日；6 月 17 日刊出的报道，依据 6 月 16 日电讯，写到前一天举行正式更名。批准与正式使用的新闻节点应分开，不能因为日期不同就立即判为矛盾。[11][12]

把两次变化放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有材料基础的解释：同一名称在不同层级承担不同功能。市名强调更广范围的识别和发展叙述，镇名恢复则重视地方历史与习惯。“五指山”与“通什”因而可以并存，而不必把其中一个认定为另一个的历史终点。

首府迁驻与城市职能

1953 年迁驻事实已经得到较可靠的沿革支持，但“为什么选择通什”仍需另外论证。今天的道路、气候和城市布局可以帮助提出假设，不能代替当时的选址材料。

首府迁驻改变了通什的机构集聚及区域服务职能，但选址原因仍缺少同期材料支持。“居中”“凉爽”或“交通方便”等解释与地理条件可以相容，却不能因此视为当时决策的已证实动因。迁驻事实与选址机制在证据上仍需区分。

八 植物标本中的历史地名

采集地点与行政变迁

2014 年《植物标本记录海南地名变迁》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把抽象的地名沿革变成一项实际工作：植物分类学者必须知道旧标本到底采自何处，才能正确使用物种分布信息。[3]

报道指出，民国中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个采集活跃阶段，恰好与行政调整频繁的阶段重叠。同一个采集地点，可能先后记在不同县下。它还举出侯宽昭 1935 年采集记录前后采用不同县域名称的情况。旧名与县域的对应关系本身就是地名变迁的材料；以现名替换原标签，会掩盖这种历史关系。

报纸刊出的标本图注说，一份 1934 年标本采于定安同甲，并将其关联到今天五指山市南圣镇。对本文而言，这仍是邢福武提供资料、经记者介绍的辨认结果。要把它写成独立完成的考证，还必须补齐标本馆、馆藏编号、原标签影像和定位过程。

名称不一致有不同成因

报道列出的同甲与铜甲、抱由与布由等例子，让我们看到语音转写中的差异；舂臼岭与春白岭一类，则涉及字形辨认。报道同时强调，南淋与南林、力材与立才、七差与七叉等变化未必是采集者的误写，也可能是不同年代采用的写法。[3]

这些例子应归入不同问题：听音和译字、抄录和辨字、名称标准化、行政归属变化，以及聚落迁移或废弃。若把所有差异都称作“错别字”，就会把真实历史变化误删；若把所有差异都称作“旧名”，又会给记录错误赋予不存在的历史意义。

标本标签还可能包含采集者自己采用的转写系统。英文或拉丁字母形式未必基于普通话，也未必直接来自黎语；它可能经由海南汉语、粤语或其他中间读音。采集者采用的转写惯例，因而直接影响标签与地图之间的对应。

McClure的采集记录与地方观察

McClure 1925 年《Some Observations of a Plant Collector on the Island of Hainan》共五页，原刊页码为 114—118。首页注明文章出自 1924 年 4 月 19 日在俄亥俄科学院植物学分会所作的讲演。这说明发表日期、讲演日期和旅行日期必须分开。[4，第114页]

第115页记述，他在 1921 年 9 月首次被派往海南调查植物并尝试登上五指山。第116页写到从 Hoihow 向西南行进，约75英里到达 Nam Fung。对于地名定位，这种沿途相对关系比孤立地搜索一个英文词更有价值；不过本文没有据此把 Nam Fung 确定到某一现代村镇，因为还需要行程、地图和转写依据。[4，第115—116页]

第116页还区分了灌溉与旱地种植的稻，并记述水牛参与整田。第117页讨论了村落周边果树、纤维、染料和建屋植物的使用。[4，第116—117页] 这些观察使地名中田地和植物的重要性获得了来自另一类材料的生活背景支持。

但它没有证明某个“什”地名在何时形成，也没有给通什作语言学释义。现场观察与词源之间仍隔着需要补齐的证据。本文也不照搬作者对当地社会的等级化描述：亲历者能提供接触所见，不意味着他的族源推测或社会评价同样可靠。

采集行程与定位不确定性

采集行程能够为旧地名提供比孤立标签更强的空间约束。前后地点、日期、当时县域、路径、生境和海拔构成相互关联的条件；名称音近的现代地点，只有与这些条件相容，才具有更高的定位可信度。

采集号不能单独代替行程日期。同一天可以采集多个标本，一次采集又可能分送不同标本馆。多个馆藏号可以属于同一次采集，不能直接算作多次独立到访。应把采集事件与馆藏实体分别记录。

旧地名有时只能对应某个山谷范围，有时仍存在两个相容的村落候选；此类不确定性是材料所能支持的定位结果的一部分。GBIF 的《Georeferencing Best Practices》专门讨论点半径、边界框、形状及坐标不确定性，强调空间记录必须交代误差来源。[13，第3节]

地名考证能够借用这套方法：坐标的小数位数不等于定位可靠性，村中心点也不等于采集点。定位范围所表达的不确定性，与名称辨认本身具有同等的史料意义。

九 地名与环境史：土地利用变化的证据

地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很有吸引力。田、树、水和动物的名称，可能记录已经变化的地景。但名称是人对环境的选择性表达，不是生态清单。

一个植物名进入地名，可能因为某棵显著大树，也可能因为一片林、一次种植、某种用途或一则故事。它不能直接证明该植物曾在整个区域广泛分布。同样，某种动物曾被用于命名，不说明命名时代它的数量或分布边界。

最有说服力的研究，应让名称、生境记录和土地利用材料相互独立地提供证据。若老地图、标本和遥感序列都指向同一变化，推论会更有力量；如果只有一个可以多解的地名，重建结果就要相应收缩。

2024 年俞初樾等人的研究比较了洪水、俄查、白查和初保四处黎族传统聚落的土地利用，分析期为 1991—2021 年。论文摘要显示，俄查研究区农耕地面积占比由15.91%升至49.16%，林地占比由83.12%降至49.47%；洪水和初保的土地利用面积变化则较小。[14]

这个结果说明，哪怕只有三十年，不同村落的地景变化也很不一致。因此，今天看不到某种田地或林木，不能直接推翻旧名的环境解释；今天还能看到，也不能证明几百年前的位置和范围完全相同。上述比例属于论文划定的研究区及其分类体系，本文不把它外推为海南全部黎族村落的变化。

对田地名还要考虑聚落迁移。一处村寨可能从旧田区迁到新址，继续沿用原名；行政村名又可能从某个自然村扩展到多个村落。把今天的地名坐标直接叠加今天的土地覆盖，得到的首先是当前名称位置与当前地景的关系，而不是原始命名环境。

地名所提示的是特定地点曾被赋予的环境意义，而非完整的历史土地覆盖。名称与其他材料在年代和空间上的对应，决定了它能在环境史重建中承担多大解释作用。

十 2025年空间研究的成果与解释边界

行政村名样本与604个黎语名称

张治弘等人从2023年度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地名图集及地方志等资料整理行政村名，排除了街道社区居委会和三沙相关地名，得到2534个行政村名称，其中约604个被识别为黎语地名。[1，第2.1节]

按论文给出的数量计算，黎语地名约占这一行政村名样本的23.84%。这个比例描述的是样本中的名称分类，不是黎族人口比例，也不是海南所有地名中黎语地名的比例。名称数、人口数、面积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是四种不同的分母。

在604个黎语地名中，论文归类为自然景观型296个、文化型257个、复合型51个，分别占49.01%、42.55%和8.44%。[1，表1]

这套数据建立了一个行政村尺度的区域轮廓。作者同时指出，自然村和自然实体地名尚有大量材料未被全面关注。[1，第2.1.2及6.2节]

分类和地图之间的关系

论文识别黎语地名时，综合使用音译形式、常见领头字和文化联系，并查询国家地名信息库及地方资料。[1，第2.1节] 不同名称的语言证据可能具有差别：本地读音、词义出处、混合结构及异说，都影响分类结果的可靠程度。

分类不确定性因而也是空间解释的一部分。宏观格局若高度依赖若干存疑名称，其稳健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同证据强度的名称是否呈现相近格局，是评估统计解释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名称还存在存续选择。现存行政村名比较容易进入标准名录，废弃村名、田块名和临时使用的地方称呼则更难进入。对现存名称的分析，首先描述的是被保留并被记录下来的一组名字；要研究名称消失的过程，需要另建历史名录作为对照。

相关关系与历史因果

论文回归使用了高程、坡度、距水系、距道路、距历史治所等指标，并将黎语地名的分布与地形、历史政治和交通联系起来。作者还指出，距火车站变量的系数方向可能受到共线性影响。[1，第5节]

这些结果适合支持某些空间关联，但不能直接证明某一条道路导致某批地名消失。当前道路、土地覆盖和名称分布之间的关系，可能包含长期发展差异，也可能受其他未纳入变量影响。尤其当名称形成于很早的年代，而解释变量来自近年的地理数据时，时间对应关系需要特别说明。

模型中的“距历史治所”是一项可测的空间指标，但政治影响的历史过程还包括驻军、赋役、行政调整、市场联系和改名等活动。距离不能独自代替这些具体过程。若要判断某个机制，应进一步比较有明确年代的改名事件和同期材料。

“汉在沿海平原，黎在内陆山林”可以作为作者概括现存名称分异的表达。[1] 但它不应被扩写成海南历史上永久固定的族群边界。语言接触、人口混居、旧名保留和行政标准化，都可能使名称分布与人口分布出现差异。

本文据此提出一个需要另行检验的框架：今天看到的名称分布，同时受到原始命名、名称延续和材料收录三种过程影响。原始命名解释名称的生成，名称延续解释其保留与转移，材料收录解释统计中哪些名称可见；三者共同构成现存分布的历史条件。

十一 从山地村名到更路簿中的海上名称

海南的空间知识同时存在于山地和海上。《更路簿》记录航路，也保存渔民使用的岛礁、港口和外洋地名。它与黎语村名不属于同一套语言材料，却能提供方法上的比较。

李彩霞2019年《苏承芬本〈更路簿〉外洋地名考证》的摘要指出，苏承芬本涉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六国的近百个外洋地名，研究结合谷歌地球及明清交通史籍进行辨认。[15] 该摘要所提供的是研究范围与方法，尚不足以据此评析逐名考证结果。

2019年《地理学报》刊出的书评介绍，刘南威、张争胜合作编著的《〈更路簿〉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包含学术论文和20种版本的原文汇编，还涉及部分既有汇编错漏的校正。[16] 更路簿研究因而已经具备版本整理与既有考证积累，逐名辨认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山地采集路线和海上航路，有一种相似的证据结构：单个名称可以多解，连续行程能增加约束。起点、终点、方向、距离或相邻地点，能够排除仅凭声音相近提出的候选。

不过，路径推理也有风险。海上航行受风、流、避礁和停靠影响，直线距离未必等于实际航程；山地采集同样受到道路和天气影响。不能先把所有路线理想化，再把不符合模型的记录都判作抄错。应比较文本版本、使用情境和测量方式。

这组比较的价值，在于提示海南地名研究可以从“名称表”走向“名称与行程”。名字并不总是孤立地点标签，它还可以存在于人怎样穿行山海、怎样识别路径的知识之中。

十二 地名延续与地方历史的层累

名称、地域与意义的非同步变化

通什、水满和历史标本中的名称共同显示，地名史并非名称、空间和意义同步变化的过程。通什的汉字形式能够跨越乡、镇、市等建制延续，但1986年的市域来自多个县区的组合，2012年恢复的镇名也不等于恢复旧市。水满在不同材料中具有“古老”及尊崇性解释，意义的增加未必伴随名称形式的变化。同甲、抱由等标本地名的异写，则表明文字改变也可能发生在地点基本不变的情况下。[11][12][10][1][3]

因此，名称的稳定至少有三种不同内容：声音或写法的延续、空间指向的延续，以及社会理解的延续。三者可以重合，也可以分离。只据现名与旧名相同便推定同一聚落、同一边界或同一词义，会把不同的历史过程压缩成一条虚假的连续线。

生产空间与制度空间的交叠

“什”及相关译字所记录的田地，“抱”“番”所联系的村寨，以及“毛”所联系的社会组织，使黎语地名同时具有生产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性质。[5][1] 它们并非仅仅为自然物赋名：田地包含劳动与土地关系，村寨包含居住和迁建，社会组织名称则包含群体关系的地方表达。

行政名录收录其中某个名称以后，这种地方表达又进入制度空间。自然村名可能扩展为行政村名，地方中心名可能扩展为市名，而未成为正式名称的小地名则较少出现于区域统计。2025年研究以行政村为单位的604个黎语地名，因而既体现语言命名的积累，也体现现行行政名录的收录尺度。[1，第2及6节] 它所呈现的空间格局，需要放在这一双重背景下理解。

释义传播也是历史材料

通什几种释义在史志介绍、地方评论和区划整理页中并行出现，水满的解释则从“古老”延伸到尊崇性表述。[7][8][9][10][1] 这些材料未必构成相互独立的原语调查，却记录了地方意义如何进入公共叙述。词源问题与释义传播问题因此具有不同的证据对象：前者追问名称的语言来历，后者讨论某种解释在何种文本和社会语境中得到使用。

一种解释即使不足以证明初始词义，也可能具有意义史价值。反过来，解释在多处反复出现，并不能单独提高它作为原始词义的可信程度。把文本传播与语言依据分开，才能既保存地方叙述，又避免以流传广度代替词源证据。

山海之间的历史尺度

植物采集路线与《更路簿》说明，海南地名还存在于连续行动的空间中。地点的意义由前后站点、道路或航路、距离及使用情境共同限定。[4][15][16] 这种空间既不同于县界，也不同于地图上的孤立点位，是采集者、村民和渔民在移动中积累的地方知识。

由此看来，海南地名中的历史具有层累性：地方语言提供命名结构，生产与社会生活赋予识别意义，文字记录保存并改变表达，行政制度调整名称尺度，公共叙述又不断重释旧名。这些层次相互作用，却没有共同的起止时间。海南地名的历史价值，正存在于这种不完全同步的延续与变化之中。

十三 地名作为文化遗产：名称、读音与地方知识

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的IX/4决议，把地名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鼓励主管机构识别符合相关条件的名称和制定保护工作；IX/5则专门讨论原住民、少数族群和区域语言地名的记录与使用。[17，原文第36—37、106页]

决议承认的是地名的文化遗产价值，不意味着每个古老名称都已取得正式遗产身份；个别名称的项目身份取决于相应认定程序。

对海南来说，保护对象至少包括名称的写法、本地读音、使用范围、异名关系及与之相关的生活知识。只保存一个汉字牌子，而无人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说、指向哪里，保存的内容就很有限。

通什镇恢复名称的案例说明，旧名仍能进入当代公共生活。[11][12] 但名称恢复以后，历史读音是否得到记录，居民如何使用，周围的小地名是否仍被记得，都是更具体的问题。

行政名称的稳定与语言材料的丰富可以同时追求。正式名称用于行政和导航；历史名、本地音和小地名则可以通过地名数据库、地方志、社区记录和适当的公共展示保存。不同材料服务不同用途，不必把所有信息都压缩到一个“标准答案”中。

旅游传播也参与了地名意义的再生产。通什的释义分歧，以及水满的古老义与尊崇性表达，若被合并成单一传说，地方知识中的差异就会被遮蔽。对不同解释及其出处的保留，既关系到历史认识，也关系到地方社会讲述自身经验的多样性。

十四 结论

从通什开始研究海南地名，可以形成几项目前已有证据支撑的认识。

第一，汉字记录的海南地名包含不同语言来源。黎语地名的解释需要结合方言、读音、命名结构和记录方式，不能直接依汉字字义拆解。《黎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对方言范围和既有名称的规定，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明确参照。

第二，通什与田地有关的解释在已核验材料中相对稳定，但完整词义及第一成分的解释仍缺乏足以裁断各说的原始语言证据。水满则显示，词义与后来形成的文化解释需要分别研究。

第三，通什的历史不是一个名称对应一块固定地域的历史。首府迁驻、区划组合、机构调整、市名更改和镇名恢复，改变了名称的尺度及功能。2001年与2012年的命名理由，还显示对外识别和地方记忆在不同情境中的权重变化。

第四，植物标本和早期采集论文能够补充史志和地图之外的材料。它们的证据价值，来自可核验的日期、路线、采集地点和现场观察；使用时应同时检查行政变化、转写方式及定位不确定性。

第五，空间统计已经描绘了海南现存行政村名的重要格局，但这一格局受行政尺度、词源分类和材料收录共同影响。它与自然村、小地名及废弃名称所代表的历史空间仍有区别，不能直接外推为古代族群疆界。

这些结论表明，语言命名、文字记录、行政尺度和社会理解的变化，共同构成海南地名的历史。地名的意义并不只藏在名字产生的那一刻，也存在于它如何被记录、沿用、扩展和恢复的过程中。沿着这条过程追下去，通什便不仅是一个有特殊读音的旧市名，而是观察海南语言、土地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具体入口。

参考文献

以下编号对应正文引文。网页访问日期为2026年9月30日；页码为原刊或原文件印刷页码。各项附注交代所用材料范围与转引关系。

1. 张治弘，张争胜，张念杰，段银平，叶宇杭．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研究》，2025，44(3)：809—824．DOI：10.11821/dlyj020240418。材料范围：官网HTML全文，重点为第2、3、5、6节及表1、表2。

2. 朱竑，司徒尚纪．开疆文化在海南的地域扩散与整合．《地理学报》，2001，56(1)：99—106．DOI：10.11821/xb200101012。材料范围：期刊官网书目信息及中英文摘要；本文只据摘要讨论其分析框架。

3. 单憬岗．植物标本记录海南地名变迁．《海南日报》，2014年8月4日，第016版。材料范围：报纸官网全文；其中地方志引文和旧标本辨认属于报道转述，尚未逐一核验原件。

4. McClure, F. A. Some Observations of a Plant Collector on the Island of Hainan. The Ohio Journal of Science, 1925, 25(3): 114–118. 材料范围：俄亥俄州立大学知识库提供的五页原刊扫描PDF；原文首页另注明1924年4月19日讲演。

5. 刘梦晓．海南寻常地名不寻常．《海南日报》客户端，2022年7月4日。原题《寻常地名不寻常》。材料范围：官方客户端网页全文；学者词义解释按采访转述使用。

6. 国家测绘局．黎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CH 4002—1991．1991年9月5日发布，1992年1月1日实施。材料范围：国家标准馆书目、日期和适用范围；本文未逐页取得53页标准全文，不引用未核验词汇表中的具体词条。

7. 中国地情网．地名探源之海南省五指山市．2020年12月7日。原题《五指山市名由来及变迁》，页面注明来源为“琼崖史志”微信公众号。材料范围：官方史志网站转述全文；该网页未注明通什释义的原始调查出处。

8. 黄循鑫．恳请“国家语委”送给海南人民一个zá音．2023年5月11日。材料范围：作者网站全文；作为地方读音讨论和释义传播材料，不作为国家语音规范或词源裁断依据。

9. 区划地名网．五指山市行政区划。材料范围：网页全文及其收录的建制文件转录；属于民间资料整理页，相关原批文尚需独立核验。

10. 董元培．三月水满．《海南日报》，2009年5月31日，第006版。材料范围：报纸官网全文；作为地方叙述和释义记录使用，不视为语言调查报告。

11.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历史沿革．2018年4月25日。页面来源为中共五指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史志办。材料范围：政府网站全文；属于回溯性沿革，原批文未全部取得。1935年部分表述存在内部及跨材料差异，见正文。

12. 孙显炬，李雄伟．海南省五指山市冲山镇正式更名为通什镇．2012年6月17日，南海网稿，新浪转载。材料范围：转载全文；正文为6月16日电，“昨天上午”对应6月15日，与政府沿革的4月26日批准日期分别记录。

13. Chapman, A. D., & Wieczorek, J. R. Georeferencing Best Practices. Copenhagen: GBIF Secretariat, 2020. DOI: 10.15468/doc-gg7h-s853。材料范围：GBIF在线正文，重点为第1、3节。2020年是网站建议引文年份；在线文本另含2025年文档控制记录，本文并非声称当前在线文本与2020年初版完全相同。

14. 俞初樾，冯广，龙文兴，柳帅．海南黎族传统聚落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海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42(4)：403—409．DOI：10.15886/j.cnki.hdxbzkb.2023110102。材料范围：期刊官网书目及摘要；正文土地比例只转述摘要明确给出的研究结果。

15. 李彩霞．苏承芬本《更路簿》外洋地名考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7(2)：10—17．DOI：10.15886/j.cnki.hnus.2019.02.002。材料范围：期刊官网书目、出版日期2019年3月25日及摘要；未核验全文逐名考证结果。

16. 石成，赵霞，张洒洒，吴晨辉．传承《更路簿》文化遗产 挖掘南海渔民地名价值——《〈更路簿〉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评介．《地理学报》，2019，74(1)：199—200。材料范围：期刊官网书评全文；被评著作本身尚未逐页核验。

17.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adopted at the nin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Resolutions IX/4 and IX/5, 2007. 材料范围：联合国官方汇编PDF，原印刷页36—37及106；分别对应PDF第52—53及122页。正文不将一般文化遗产价值等同于正式列入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