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地名的声音与汉字：黎语来源、海南话中介与普通话重读

摘要

海南一些地名源于黎语，却以汉字流传至今。本文考察其中的语音与书写关系：黎语名称如何借海南话字音选取汉字，译音字的汉语字义与原名意义有何区别，以及写定的名称怎样被普通话重新读出。文章以通什、三亚的完整名称跨语言比较为中心，再以田地、村寨、社会组织等词汇分析名称成分，结合黎语比较词表、海南话原始语音调查和地名论文展开讨论；另以美兰、迈号、花场的历史异写，美巢、福城的用字变化及牛漏的普通话读法作比较。考察表明，依海南话字音选字与用汉语翻译原义须分别处理；全音译名称可保留原语的成分与词序，半音半意译名称则兼有记音与表义成分。名称写定后，字义联想、文献抄录和普通话读字又可能改变人们对它的理解。通什首成分、三亚第二成分及若干名称的本地读音尚缺直接材料，现阶段仍无法完整复原各例的历史转写过程。

关键词：黎语地名；海南话；汉字译音；语言接触；国际音标；通什；三亚；美兰；牛漏

一 原语名称、海南话字音与汉字记录

五指山市原名通什市，其中“什”的通行注音为 zá。解释这个名称的黎语来源，需要考察原语的词义和读音，还要说明记录者为何选用“通”“什”两个汉字。普通话的 shí、shén 读法，以及“什物”等汉语词义，都无法直接回答这一问题。[4]

本文所说的海南话指海南闽语，黎语、临高语则是另外两种语言。讨论以黎语名称经地方汉语写成汉字的过程为中心。美兰等临高语来源说下的名称，供历史异写比较；福城、牛漏则用于观察汉语名称的同音换字和普通话重读。几组例子的来源不同，但都涉及地方声音与书面名称的关系。

本文首先以同一个完整地名为比较单位：黎语原名的音与义 → 当地海南话的地名读音 → 汉字名称的现行普通话读音。汉字写法连接后两项；“通什地区的水田词”或“中沙的村字词”属于名称成分的词汇材料，不等于整个地名的黎语读音。

这三项现代或已记录的声音，与名称的历史形成过程有关，却不能直接排成已经证实的音变顺序。历史问题仍是：黎语名称 → 海南话转读或依字音选字 → 汉字名称写定与流传 → 普通话按字重读。原语提供命名内容，海南话可能提供选字依据；汉字使名称得以书写、传播，其汉语字义又可能带来新的解释。今天当地海南话怎样读，与最初记录者据什么字音选字，是须分别确定的两项事实。

海南话参与记名至少有两种可能：名称先在双语交往中被转读，再按海南话写下；或者记录者直接听取黎语，依自己掌握的海南话字音选字。后一种情况下，海南话仍是择字的中介，却未必有一个独立流传的海南话借词阶段。两种路径都须由具体名称的记录来判断。

行文以通什、三亚的完整名称比较为起点，再用田地、村寨和社会组织等词汇解释名称内部的成分。美兰等历史异写用于考察声音与字形的关系；牛漏则说明同一个当地读音经不同汉字进入普通话后，怎样被读成不同的形式。各例共同追问字形如何形成，并区分形成之后的传播和解释。

张治弘等（2025）以 2534 个行政村地名为样本，识别约 604 个黎语地名，并讨论其文化意义与分布。这份材料有助于比较名称成分，但行政村样本并不涵盖全岛自然村，词义分类也不等于逐名语音调查。本文的语音依据主要是语言学研究者 Peter Kristian Norquest 2007 年关于原始黎语音系重建的博士论文，以及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Mantarô Hashimoto）的文昌话调查；报刊考察用于比较其中实际记载的字形、地点和图像。[2，第2.1节及参考文献][14][6]

相关研究还包括刘剑三 1992 年的地名论文、2008 年的地名专著、文珍 2015 年的研究，以及张惠英关于海南岛及周围语言的比较专著。刘剑三、文珍的著作见张治弘等的参考文献，张惠英专著可核出版社书目。本文未取得的正文不用于具体读音论证，黎语词音直接取自已核全文的 Norquest 论文。[2，参考文献26—28][18，书目]

音标与方言点的约定

方括号中的形式采用国际音标，例如 [taː˥˥]。ː表示元音长，ʰ表示送气，ɓ表示浊双唇内爆音，ŋ表示软腭鼻音；五度制调符˩、˨、˧、˦、˥依次表示最低到最高，˥˧对应调值53。未标声调的音段形式只用于音段比较。

试听：Gemini 女声合成示范，非母语录音

点击带虚线下划线的音标即可试听，再次点击停止。普通话音标播放完整地名或单字的连续合成读音，黎语音标演示词表的近似音段与标注调形。试听采用 Gemini 的 Leda 女声；地区标签对应词表音标的来源，不代表声音来自当地发音人。普通话示范保留完整名称的原始合成语音；黎语示范的调形经过示意处理，音段、长短音和连读尚未经母语者校验。合成结果不作为词源论证的语音证据。

点击带虚线下划线的音标试听合成示范。

本文列出的黎语词音主要取自 Norquest（2007）的中沙（Ha Em，侾方言）与通什（Tongzha，杞方言）词表。这里的“调查点”指采集语言材料的地点：“通什”标明词条采自何处，不表示该词条记录的就是整个“通什”地名。原表上标 1、2、3 等为调类编号，本文按声调对应表换写为调符。所引页码为印刷页码，PDF 页序比它多一页。[14，第17、76—77、156—157页]

中文来源中的 da、ban、man、mou、mai、mailam 等保留原文简记，不补写来源未给出的音段或声调。普通话形式依通行注音和普通话音系作宽式本调转写。表中分别注明单词调查音、完整地名音与汉字本调，避免混用。[14][17]

海南话的音系与词汇层次

桥本万太郎 1960 年发表的文昌话调查，详细交代了发音人与记音方法。第 108—110 页记述两位发音人的出生地、迁居经历及材料核对方式；1959 年的调查约含 6000 个口语词和短语，取材于实际交谈，而非让发音人逐字朗读书面汉字。地名研究也须区分名称的实际读音、汉字单字音与记录者采用的译音字。[6，第108—110页]

该文第 115—117 页区分内爆音、普通塞音和擦音，并在历史声母比较中辨明口语与书面语等层次。作者以 /B/、/D/ 表示有关内爆音，本文沿用其记号。同一个中古声母在不同词汇层次中的对应并不总是相同，某字的海南话读音因而须注明方言点和词汇层次，无法由普通话声母直接推得。[6，第115—117页及记号说明]

Chuntao Liu（2023）从语言接触讨论海南汉语方言的内爆音。出版社公开摘要指出，社会地位不同的军话及邻近闽语、粤语，接受这一特征的情况存在差异。它提示岛内的接触影响具有地域和社会差别；本文只据摘要讨论这一背景，不从中推导通什、三亚的具体译字音。[5，公开摘要]

一般音系研究提供声音比较的基础，某个名称的转写史则须有本地读音和历史记录。文昌话调查不能替代三亚字音，通什的黎语词表也不能替代万宁牛漏实读。

二 通什、什龙与大炮：田地词的译字

通什：“什”字与田地词

五指山市政府《历史沿革》记“什”读 zá，并说明 2001 年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2012 年冲山镇更名为通什镇。官方沿革确定了现代读字与行政名称的变化，黎语原词的音节和意义仍须另作考察。[4]

“什”与田地词的联系，则应回到另一组资料。张治弘等2025年论文表1将什、扎、打、大、三、那、祖列入农田、水田类；Norquest的比较词表记录，通什地区的黎语杞方言中，“水田”读作 [taː˩˨˩]，五度调值121。这里的“通什地区”是语言调查资料的采集地点标签，词条的对象是“水田”这个普通词，不是整个地名“通什”的发音。[2，表1及第3.3节][14，第562及76—77页]

地名分类和词表共同提供了“什”与田地词的比较依据。若要解释为何选中“什”字，还须查明当地海南话的字音、名称实际读法或历史记名资料。现代普通话 zá 是名称写定后的约定读法，不能代替这一中介音。

表1　通什：同一地名的黎语、海南话与普通话对应

田地成分的辅助材料是通什地区黎语的“水田”：[taː˩˨˩]，调值121。这是普通词的调查音，未填入表1的完整原名栏。“什”列为田地类地名用字，说明它与该类原语词义有联系；译音字自身的汉语字义并不等于田地义。[14，第562页][2，表1]

表1的普通话形式按市政府所记特殊地名注音转写，音标参照 Wai-Sum Lee 与 Eric Zee 的音系说明。它表示写定名称的现行读法；表中尚缺的两项，正是完整转写关系仍不能考定的部分。[4][17]

依声音选字时，田地义仍属于黎语原词，“什”承担的是记音功能。即使记录者借海南话字音写下它，也不意味着海南话“什”本来有“田”的词义。海南话提供选字依据，与汉语翻译原义是两种关系。

“通”的本地原音、逐词释义及整个名称的最早记录，在本文所据语言学材料中尚未明确。“树下田”“谷中田”等流传解释因而仍不能作为完整词源结论。

田、大、沙：方言词音比较

Norquest 的附录分别列出“田（wet field）”“田（野，mountain field）”，二者不是同一词条。下表采用前者；不能因为汉语都可以说“田”，就抹去原语对水田与山地耕作地的区分。这些是有调查点的单词读音，提供田地名成分的比较。[14，第454、545、562页]

表2　黎语田地、大小与沙的词汇比较

表中括号内数字是便于对照的五度调值。转写保留作者的 w，不擅自改写成 u。原论文说明比较材料主要来自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1983），并结合作者的田野调查；本文直接核对的是 Norquest 的词表及声调表。[14，第18页及附录]

中沙与通什的水田词同有清塞音 t 和长元音 aː，调值却分别为 55、121。中文整理中的 da 未说明 d 的记音约定，不能据它认定原词以 IPA 浊音 [d] 起首。词表揭示的方言差异，也说明简记不足以还原完整读音。[14]

“大”在中沙用 u、通什用 o，两者都有 ŋ 韵尾；“沙”在两地音段相同，声调不同。解释龙、炮等译字，须把元音、韵尾、送气和声调一并比较。普通话“龙”也有 ŋ 韵尾，只能提供表面相似，无法代替当地海南话字音。“大田”“沙田”的释义与词表可以互相参照，中介字音却仍须独立核实。[14，第454、545页][2，表1]

中沙、通什的单词调查音与乐东大炮、保亭什龙的名称实读各有范围。表2可用于分析名称成分，但不宜将两个单词直接拼成完整地名音；组合时采用的方言形式、声调和连读，需要本地调查。

什龙与大炮：田地词的不同译字

“什”与田地词的联系，还可放到结构相近的名称中比较。

陈耿 2005 年整理刘剑三研究时指出，汉义为田的词在黎语多数方言中简记为 da，常以什、扎、打、大等字记录；乐东“大炮”释为沙田，保亭“什龙”释为大田。2025 年论文表1也将这些字列入农田或水田类，把炮联系到沙子、龙联系到宽阔等地貌意义。早期释义与后来的分类由此可作成组比较。[1][2，表1]

按刘剑三的释义，“大炮”由田地词与沙组成，“什龙”由田地词与大组成：“大炮”的“大”记田地词，“什龙”的“龙”才记录大这一性质。两者采用汉字后仍保留原语的组合关系。若按汉语字面把“大炮”理解为武器、把“龙”理解为神话动物，就会将译音字的汉语意义误作原名意义。

表3　田地类名称的释义与译字

什龙、大炮的释义据 2025 年论文及早期署名整理，什运、扎南据 2025 年论文。通什仅列田地成分的联系，完整原名未定；来源未注明的村址和逐词释义均不补写。[2，表1及第3.3节][1]

南海网 2021 年的报道将什龙定位于保亭县响水镇，并刊出村庄提供的俯瞰照片。照片展示了名称所指的现实聚落，但现代村域及景观不等于命名之初的田地范围。[13]

通什的现代读字、黎语水田词及什龙、大炮的成组释义，分别提供了读音和构词参照。要复原各名依海南话选字的过程，仍缺逐名的本地字音、记录年代与记录者资料。[4][2][14]

这些例子中，田地词可写成“什”“大”，修饰成分可写成“龙”“炮”。汉语字面虽差别很大，原语的构词关系却可能保留。三亚的黎语来源说进一步涉及数字字“三”何以被用作田地词的记录字。

三 三亚：田地词、鸟名与字音对应

三亚的黎语来源说与学术材料

“三亚”是否来自黎语，应与“黎语地名怎样写成汉字”分开论证。王明坤2014年《“三亚”的黎族地名特征及其文化蕴意》的公开摘要，将其解释为鹭、鹤类鸟的田，联系稻作与崇鸟习俗。文珍2015年《三亚黎语地名的文化解析》的期刊摘要，则讨论三亚行政区划中的黎语名称，按动物植物、山石水田、地域情貌与居住人群等命名理据分类。前者是三亚这一名称的具体词源主张，后者讨论市域内的命名系统；市域存在大量黎语地名，不能直接证明“三亚”两个音节的唯一词源。[19，公开摘要][20，期刊摘要]

张治弘等（2025）在田园景观类中列“三”，例有“三雅”，并与什、打、大等田地类译字相联。这为“三”与田地词的比较提供了依据，但论文并未测定三亚市名的完整黎语音或海南话音。“三雅”与“三亚”也不能仅凭近似字形，被视为同一名称的改写。[2，表1]

三亚的海南话字音尚缺注明方言点和记音约定的原始调查。网络上 /ta¹/、/a¹/ 等未能追溯原始出处的记音不足为据，文昌话调查也无法代替三亚本地字音。音段相近可作为比较线索，历史上是否据此选字，还须由名称记录来判断。[6]

表4　三亚：同一地名的黎语、海南话与普通话对应

表4比较的是“三亚”这一完整名称。田地词与鸟名的单词材料，须放在下文分析其构词与选字，不能拼接后当作三亚原名的实录；“三雅”的分类也不能直接填入三亚本地读音栏。[19，公开摘要][2，表1][14]

若黎语来源、海南话选字的解释成立，原词提供声音与意义，海南话字音提供择字依据，“三”“亚”承担记音作用；写定后，普通话按 sān、yà 重新读出。原义便不能按数字三或汉字“亚”的日常意义解释。但现有材料还没有给出两边的完整本地读音，不能据表4断言每一音节的历史对应已经确定。[19][17]

水田词与田地类用字

中沙 [taː˥˥] 和通什 [taː˩˨˩] 的关系，是两个黎语方言词汇音的比较；它们与某个海南话字音的关系，是跨语言的选字比较。后一项不属于前一项已经给出的声调对应。若三亚的原名采用另一地方形式，也可能有元音时长、声调或词汇差别。[14，第562页]

2025 年论文表1列三雅、什龙、扎南、打炳、大本、那会、祖空，可供田地类用字比较。分类对象是行政村地名，尚无逐村读音；因而不能把所有“三”字头名称都归入黎语，更无法仅凭汉字还原古代词组。[2，表1及第2.1节]

鸟名释义与字音对应

把三亚解释为鸟的田，必须先确认鸟名的原词，再说明其声音怎样被记录。Norquest词表中，“乌鸦”在中沙为 [ʔaːʔ˥˥]，通什为 [ʔeːʔ˥˥]；作者还为部分形式加括号，提示可能的借入关系。它们是乌鸦词的比较材料，不能用来替换王明坤摘要中鹭、鹤类鸟的解释。[14，第427、573页][19]

鸟名不同，音段、韵尾和组合后的声调也可能不同。几种鸟同见于稻田，不足以将其合并为一个词源解释。汉字“亚”的普通话读音没有声门塞音，也不能反推黎语原词没有 ʔ；跨语言记音可能作近似替代，具体对应须比较两边的记录。

三亚的黎语来源说有学术讨论依据，海南话中介仍待本地字音支持。词源主张、比较词表和历史译字各提供一部分材料；未经原始词表核对的 da a 简记及未注明方言点的字音，尚不足以考定完整原名。

四 保班、抱板与方板：原语词组怎样进入汉字

田地类名称以外，“新村”“老村”提供了词组层面的比较：采用汉字后，原语的词音与成分顺序都可能保留下来。

新村与老村的构词比较

陈耿2005年整理刘剑三研究，列举乐东保办、保班，东方抱板，琼中方板，释为新村；三亚抱慢、乐东布慢、昌江保满、五指山方满，释为老村。文章把“新”简记ban、“老”简记man，表示村的成分则可写成保、报、抱、布、番、方、芬等。[1]

表5　新村、老村名称的构词比较

表中名称分布于不同县市，属于同义构词的比较，不是一个村庄历次改名的记录。保班与保满、抱板与抱慢的成分对应，也比从班级、木板或速度等汉语字义推测原名更有根据。[1]

这些释义建立了原语成分与译字的对应。至于为何写“保”或“抱”、“班”或“板”，还须比较记录者采用的地方字音。现有整理没有逐村海南话读音及具体记名史，暂不能确定每一次择字的原因。

村寨词的方言差异

原语方言差异本身也会影响译字。表6据 Norquest 词表比较两个黎语方言的村、新、旧，说明“保＋修饰成分”等名称的构词。它与表1、表4的完整地名比较分属不同层次。

表6　村、新、旧的黎语词汇比较

音标据论文词表；点击带虚线下划线的音标可试听近似合成示范，非母语录音。

“旧”采用词表old／旧条，不借用表示人年老的另一个词。两处“村”连音段也不同，“新”分别是paːn和noː；“旧”则都含maːn而调值不同。这些词条为原语声音提供参照，不是各村名的完整本地音。[14，第451、501、582页]

保、抱与方、番的差别，可能同时涉及择字与原语村寨词的方言差异。方板位于琼中，通什“新”的 noː 并不能直接解释“板”，须另查相应地方形式。整理文献所说“ban 是新、man 是老”概括了一组名称，不能视为所有黎语方言的共同读法。

同义名称与历史异写

保班、保办、抱板分处不同地点，供同义名称的译字比较；美兰的历代异写则用于追索同一名称的传承。把两类材料混排，便会将方言或择字差异误作改名次序。

新村、老村还显示，采用汉字可以保留原语“村＋性质”的次序。2025年地名论文将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结构称为齐头式；普通汉语新村、老村则为性质在前。这是词组层面的比较，须与具体原语分析相互支持，不能仅凭次序认定语言来源。[2，第2.1.1节]

全音译、半音半意译与意译

并非每个名称的所有字都只负责记音。同一篇2005年整理把和新、武新、武客、和客列为半音半意译，把田新、田军列为意译。这里的临高语比较，正好说明声音与意义的关系可以不同。[1]

表7　记音、表义与混合转写

全音译借地方字音记录原词；半音半意译兼用记音字和汉语表义成分；意译主要转换意义。海南话参与择字，不意味着名称的每个字都承担记音功能。

五 毛字头地名：社会组织词的汉字记录

黎语地名的命名内容也包括社会组织。毛字头名称须联系相关原词和制度称呼来解释，汉字“毛”“亩”的日常字义不能直接说明其来源。

2022年专题把毛贵、毛岸、毛道、毛阳、毛栈等联系到合亩制，解释为氏族或宗族土地集中耕作留下的命名印记；它将有关称呼简记mou，并说曾用亩、磨等字，后来多写毛。2025年论文则在“家族合亩”类中列母、毛、茂，释为氏族、宗族称谓，例有母感弓、加茂、毛定、毛枝抱安。这两项材料分别涉及制度称呼与族属称谓，意义相关，词汇对应仍须区别。[3][2，表1及第3.2节]

报道简记的 mou 及亩、磨、毛等写法，将有关原语称呼与汉字记录联系起来。共同耕作、族属关系属于原语的命名内容；毛发或面积单位等汉语联想则由字形引出，未必属于最初命名。

这一记音解释尚缺具体海南话字音。报道未给 mou 的完整 IPA，也未列亩、磨、毛的本地读法；各字的语音依据和历史换字过程仍待查明。

毛纳也须单独处理：2022年报道的照片把毛纳定位于五指山市水满乡，却未在有关段落逐词解释毛纳。2025年表中又把毛道列入民俗类。这说明，一个首字的归纳不等于整个地名的解释；毛纳的“纳”、毛道的后成分与具体命名史，均不能由毛字头的一般说法代填。[3][2，表1]

社会组织词使译音名称的内容超出山川、田地，但文化分类仍不等于完整词源。琼北美兰等名称保存的历史异写较多，另可从文献观察口头名称如何被反复写下。

六 梅蓝与美兰：地方同音与历史异写

美兰的相关研究将其联系到临高语，文献保存梅蓝、迈蓝、美蓝、美男、美南、美兰等写法。本文以它比较琼北的语言接触与汉字异写，不将其归入前述黎语词汇组。[7][9]

梅蓝铺的地图与文献记录

何以端2023年刊出《正德琼台志》舆图照片，指认梅蓝铺；刘剑三2017年的署名考察，则把旧写法放回志书栏目、交通文献和地图。图像提供可见字形，作者的文献考察提供跨文本的地点对应，两者共同构成讨论的基础。[8][7]

表8　美兰相关名称的历史异写

表中历史写法和原书栏目据刘剑三、何以端的考察；本文采用的是两文整理及图2，未把其他古籍原页作为亲见材料。[7][8]

地方同音与原语词义

何以端明确把琼文片海南话的梅蓝、美兰简记为相同的mailam；陈耿2021年的报道又指出，部分地名中的美读作mai，与美好义的读法不同。这使普通话中méi、měi、lán等看似不同的字，重新进入地方同音关系。[8][9]

美兰的材料包括两个尚未完全衔接的部分：研究者提出临高语来源及不同原义解释，海南话考察则记梅蓝、美兰同读 mailam。后者可以解释相近口头名称何以有不同写法，普通话读字又如何产生差异；临高语原词的完整声音与意义，仍须另行确定。

梅蓝、美兰在海南话中同音，是地方汉语内部的关系；临高语原词如何进入这一形式，是跨语言关系。mailam 为作者简记，未附完整调值，本文不将其补写为完整地名 IPA。[8]

两篇材料对mai成分的意义亦有差异：2021年报道引述母、雌性、姓氏或大等解释；2023年何以端在相关讨论中转述低矮灌木丛义。它们的具体词条、适用地名和语言年代须分别查证，不能只凭相同简记合并为一种原义。[9][8]

不同命名对象的异写并存

何以端指出，1995年地图册已标示美兰机场，村庄却仍写美男；较近地图上也有美兰、美蓝并用。村庄、驿铺、墟市、机场分别固定写法，未必同时改字。刘剑三所谓“七度变脸”概括异写之多，不能换算为七次已经核定的行政更名。[8][7]

美兰的异写说明，相近的地方声音可以用多种字形记录，名称也可能沿用于邻近的不同对象。普通话读法与用字美感属于后来的传承；原名意义则要联系原语和早期地方读音解释。

七 迈号与花场：异写的文献传承

迈号、花场的材料可继续观察异写进入志书和地图之后，对名称传承与地点辨认的影响。

迈号、迈候、美号

刘剑三列文昌迈号三种写法：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驿铺”作迈号，雍正《广东通志》同类栏目作迈候，咸丰《文昌县志》卷一舆图作美号。原文将它们放在临高语地名借汉字记音、同音近音字造成异名的讨论中。[7]

迈号的异写分别落在迈／美、号／候两个位置。它们可与地方字音比较，但所引文章未列各字的海南话读音，也未解释完整原义。现有材料可追踪文字版本，尚无法重建各年代的口头名称。

迈、美今天的普通话读法不同，并不表明旧时口头名称也曾发生相同变化。

头昌与花场：一地多名的误分

澄迈福山海边的花场原为墟市。刘剑三所列文献包括《正德琼台志》卷十二“墟市”的墟场，嘉庆《澄迈县志》的头昌，以及光绪《澄迈县志》卷二“都市”的花场市，并附旧名头昌。道光《琼州府志》卷九《建置志五·都市》却把头昌市、花场市同时收录。[7]

光绪志的旧名说明，是两种名称指向同一墟市的文献联系；道光志的并列条目，则容易使后世读者以为是两个地方。按刘剑三的判断，一地多名在编纂中被误分为两处；本文采用的是他对志书的比较，而非对编者工作过程的复原。

花场的旧、新写法分别进入文献后，若失去同一墟市的联系，文字差异便可能被当成两个地点。地名的文字史因而还须考察各写法所指的对象。

八 买愁、美巢与福城：字义与雅化

译音时，汉字的任务首先是记录声音；写法流传以后，字义又会影响使用者的选择。美巢和福城分别展示非汉语来源说下的换字，以及汉语名称本身的雅化。

买愁与美巢：译音字的雅化

陈耿2021年引述刘剑三研究，将明代临高诗人王佐家乡的买愁村与今美巢村联系起来；又以郑廷鹄诗题《买盈村》对应今迈瀛。研究者认为，买字头临高语地名后来多用迈、美，与追求较悦目的书写有关。[9]

按这一来源解释，买愁的“愁”与美巢的“美”，都不能直接充当原语词义。后来的换字改变了名称给汉语读者的联想，是否同时发生地方读音变化，仍要比较实读。

该报道记述了历史字形和雅化解释，却未列买愁、美巢各音节的完整原语词义及海南话对应音。村碑可以展示现代名称，无法补出这些语音材料。[9]

诗碑和村碑展示了美巢名称在当地历史叙述与景观中的使用，其词源仍须依据语言和文献。

坡斜与福城：海南话名称的同音换字

2022年专题记文昌东郊镇清澜港附近一村，村民口头称坡斜，书面写福城，报道认为两者在当地方言中同音，后者取雅意。该例的原名按报道是汉语地势描述，与黎语名称的全音译出发点不同。[3]

据报道，口头名称坡斜借当地同音关系写成福城，书面字义由坡面倾斜转向福气、城郭。本文据这一同音记载讨论雅化；报道未附完整本地 IPA，“城”的字义也不足以证明古代城址。

择字可同时考虑声音和汉语字义。音译先借字记音，后续雅化再从同音近音字中选择合意的写法，字义由此参与名称的后期历史。

美林、美蓝与广州话来源解释

杨树2024年引《琼山乡镇概览》，说美林墟由清代路口糖水摊逐渐成墟，1939年的美林／美蓝改写与广州话林、蓝谐音有关。该段讨论的是墟市沿革及另一汉语方言，不是对正德梅蓝铺原语读音的测定。[10]

它与早期梅蓝铺材料的联系，需要分别考察命名对象与年代。驿铺、村庄、墟市、机场可能共享或继承名称，也可能在接触中重新解释；不能把两组材料直接拼成“美林—美蓝—美兰”的唯一源流。海南话是本文的主要中介问题，但个别来源同时提出广州话等参与时，仍应保留这种差异。[10][7][8]

九 同甲植物标本：听辨、抄录与区划

植物标本保存采集地的手写标签，也保存了名称传入馆藏目录时发生的抄录与地点归属问题。

单憬岗2014年采访植物学者邢福武，刊出1934年“定安同甲”采集标本照片，并说明同甲历史上还曾属保亭、陵水，报道所指现址为五指山市南圣镇。这里结合了当时标签和后来地点辨认，不能只按今天县域判定旧标签是否写错。[11]

同甲、铜甲，元门、圆门，毛祥、毛尚等，报道归于同音记字；抱由、布由，那放、那邦等，联系到采集者不熟悉地方语言的听辨；舂臼岭、春白岭则是字形辨识问题。南淋、力材、七差等旧写法，又与时代用字有关。[11]

这几类差异发生的原因不同：同音、近音异写涉及听辨和择字，舂臼误成春白涉及字形辨认，同甲所属县的变化涉及行政区划。它们虽可同见于一批标本，却不能统称为海南话音变。

采集者、当地向导、标签抄写者和馆藏整理者参与了名称传播的不同环节。标签未记交际语言时，无法确定每次记录是否经海南话转读；同甲等材料所见的抄录和区划问题，属于名称写定后的传承。

十 牛漏与牛路：地方同音与普通话读字

万宁牛漏可用于观察名称写定后的普通话读字。完整地名的比较在这里包括当地海南话和普通话两项；目前没有材料确立牛漏的黎语来源，不能为它补设黎语原名。报道所记的牛漏、牛路当地同音，恰与普通话按字读出的差别形成对照。

当地同音的记载，与原义的推测

陈耿在 2021 年《海南日报》“海南‘牛’地名掌故一览表”中记牛漏、牛路在当地海南闽语中同音，并推测名字与过去赶牛的通道有关。原文用“想必”表示推测：当地同音是报道提出的语音关系，赶牛通道则是据此作出的词源解释。[15]

与此并存的另一条解释，见杨树 2025 年《奇特地名藏史韵》。文章说明牛漏墟所在地区曾设牛漏镇，后属长丰镇，并转引 1994 年《万宁县志》关于明末清初形成墟市的记载：传说清代琼山牛贩把牛群圈在这里，因牛走漏而得名牛漏市。此处采用杨树对县志的转引；它是命名传说，未作为原始命名事件已经证实的记录。[16]

两条解释并不相同。第一条将漏看作与路同音的记录字，强调通道；第二条依漏的汉语意义联系牛群走失。当地同音能够说明第一条解释在声音上为何成立，却不能单独证明它早于第二条故事。反过来，县志记下一则传说，也不能排除名称写定以后，使用者再按漏字的意义解释它的可能性。

这里的牛路是比较词形，尚无材料证明它曾是牛漏的正式旧名。两种用字不能排成已经核定的行政改名顺序。

普通话把地方同音字重新分开

普通话中漏读 lòu，路读 lù，ou 与 u 是不同韵母。表9参照 Lee、Zee（2003）的音段及本调约定，将牛的韵母写为 iou、漏的韵母写为 ou。这些形式是普通话宽式转写，不是牛漏的海南话调查音。[17，第110—111页]

表9　牛漏、牛路的地方同音与普通话读字

此处声调为单字本调，牛用 35，漏、路用 51，不表示某次实际连读中的精确声调曲线。牛漏本地海南话的完整音标仍缺；其他地点的海南话字音也不能直接替代长丰牛漏的本地地名读音。[15][6]

两种普通话形式的差异，在第二音节的 [ou] 与 [u]。原来据报道由当地同音关系联系起来的漏、路，一旦通过汉字进入普通话，便重新获得不同的读音。这里发生的不是一个海南话元音在时间中自然变成另一个普通话元音，而是两套语言系统分别给同一个字，或同音关系中的不同字，分配读法。

通什的“什”采用特殊地名注音 zá，牛漏的“漏”则按一般普通话字音读出。这两种读法都属于名称写定后的读字约定，须与地方实际读音分开。

特殊注音与一般字音的比较

据当地同音记载，漏、路在海南话中相联系；普通话分别读 [lou˥˩]、[lu˥˩]，则把它们分开。这是两种读字系统的差异，不能理解为某个海南话元音随时间自然变成普通话元音。

通什保留 zá 这一特殊注音，三亚按一般字音读 sān、yà，牛漏与牛路则因普通话韵母不同而分开。名称进入普通话后的结果可以不同，但这些读法都不能反向证明最初的原语或海南话中介音。

十一 名称传承中的词义、字音与字形

各例材料分别涉及原语构词、地方择字、汉字传承与普通话读字。表10汇列其对应关系，便于比较哪些问题已获支持，哪些仍缺本地语音或历史记录。

表10　不同案例所支持的名称传承环节

相同译字与不同词源

取音选字可以有多种结果，一个汉字也可以对应不同语言的词。2025年论文将梅、美列作部分黎语动物地名中的狗熊相关译字，举保梅、南美等；它们与琼北mai字头的临高语解释不属同一个词汇组。因而，美字相同并不足以证明共同词源，声音、意义与地点必须一起比较。[2，表1]

相近意义也可能采用不同译字。临高多乐释为深田，黎语什龙释为大田；两者可比较田地命名观念，不能互用原语词音。[1]

原语词义与后起解释

全音译可保留原语词音与构词，汉字则使名称进入地图、村牌、机场名和地方志。随着原语词义不再为所有使用者理解，兰花、武器、城郭等汉语联想也可能成为新的解释。

后起解释可以参与当代地方文化，也可能影响后续用字。原始词源和后来使用者赋予名称的意义，须分别考察；雅化后的寓意不能反证原词本义。

现代译音规范与既有名称

1991年发布、1992年实施的CH 4002—1991《黎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国家标准馆的适用范围说明以侾方言区为主要对象；其他方言可参照声母、韵母、韵尾差异对照表，按当地语音译音；既有法定或现行通用译名照用，不受该规则限制。[12，适用范围]

该规范兼顾方言差异与既有名称，但它属于现代译名制度，无法倒推早期记名者的择字方式。名称不符合后来的译音表，也不构成否定其历史的理由。本文只采用国家标准馆的适用范围说明，未据完整译音表复原旧名。

十二 结论：海南话字音怎样连接原语与汉字

同一地名的黎语原名、当地海南话读音与普通话读字，是本文比较的三个层次。词汇比较能解释名称成分，却不能替代完整地名的实录；当代三项读音的相似与差异，也须结合历史记录，才能说明转写过程。

海南话字音可能以两种方式连接黎语名称与汉字：双语交往中先转读名称，或由记录者直接依地方字音择字。田地类译字及新村、老村的成组对应，为这一解释提供词汇和构词线索。不过，通什首成分、三亚“亚”的原词，以及两个名称完整的本地黎语音、海南话音仍未确定，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复原每一例的历史转写。

借字记音时，名称的意义仍来自原语，译音字的汉语字义未必参与最初命名；半音半意译则兼有记音和表义成分。名称写定以后，同音换字、雅化、抄录和行政区划变化又会影响书面传承。美兰等名称的并行异写因而不能一概排为连续改名，美巢、福城的后起字义也不能代替原义。

普通话重读发生在汉字名称已经形成之后。牛漏、牛路显示，地方同音关系可以因普通话读字而分开；通什的特殊注音又表明，读字约定未必遵循汉字的一般读法。考察这些名称，需要分别确定原语词义、本地读音、历史字形和普通话读法，再判断各项材料如何衔接。只有这些关系得到具体说明，才能解释一个地方名称为何写成、读成今天的形式。

参考文献

1. 研究者观点的署名整理　陈耿辑：《汉语的“村”，黎语常用“保”、“报”、“布”等表示——富有民族特色的海南地名》，《海南日报》，2005-03-22，新浪转载。本文据网页全文使用新村、老村、田地词及半音半意译名的实例；拉丁字母为原文简记。全文。

2. 学术论文全文　张治弘、张争胜、张念杰、段银平、叶宇杭：《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研究》2025，44(3)：809—824。DOI：10.11821/dlyj020240418。本文主要依据第2.1节、表1和第3节；其空间统计不作为逐名语音链条的证明。期刊原文。

3. 署名采访与地方材料　刘梦晓：《寻常地名不寻常》，《海南日报》，2022-07-04。引述刘剑三、朱运超关于地名用字和结构的解释，另载坡斜、福城案例。本文据客户端全文，涉及旧志的内容以该报道转述为限。全文。

4. 官方沿革记录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历史沿革》，2018-04-25；来源署中共五指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史志办。用于通什“什”读zá、2001年市名变更及2012年通什镇名沿革，不用作黎语词源调查。政府原文。

5. 语言接触论文，核到出版社摘要　Chuntao Liu. “Social status, contact history and the implosives in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inan.”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2023, 38(1): 135–150. DOI: 10.1075/jpcl.00107.liu。仅据公开摘要讨论接触特征的社会差异；全文需授权，未用其未取得的正文推导地名音。出版社页面与摘要。

6. 原始语音调查论文全文　Mantarô Hashimoto. “The Bon-shio (文昌) Dialect of Haina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Structure. First part: The Initials.” Gengo Kenkyu, 1960, (38): 106–135. DOI: 10.11435/gengo1939.1960.38_106。研究对象为文昌话；核对第108—110页发音人与材料说明、第115—117页声母对应及内爆音记号。文昌材料不代替三亚或万宁的本地音。学会期刊页面，期刊PDF。

7. 研究者本人署名考察　刘剑三：《因为谐音而一地多名——“美兰”之名七度变脸》，《海南日报》，2017-07-17，第016版。用于美兰、迈号、花场的历史异写及所引志书栏目；本文未将作者引述的所有古籍原页当作亲见。原文。

8. 署名考察与老地图图像　何以端：《“美兰”的N种写法》，《海南日报》，2023-04-22，第008版。用于梅蓝、美兰地方读音简记、旧写法并存及图2；梅蓝铺图像摄影署名何以端。原文及图片。

9. 署名采访与实地图片　陈耿：《琼州自古有“美”名》，《海南日报》，2021-12-04，第012版。用于地名美的读法、买愁与美巢、买盈与迈瀛等研究者解释，以及图3、图4。网页未为这两幅图片另列摄影署名。原文及图片。

10. 地方沿革的署名转引　杨树：《谐音演变地名》，《海南日报》，2024-04-01，第014版。用于《琼山乡镇概览》所载美林、美蓝墟与广州话的解释；本文不把它与梅蓝铺材料合并为已经证实的单线沿革。原文。

11. 植物学者采访与标签图像　单憬岗：《植物标本记录海南地名变迁》，《海南日报》，2014-08-04，第016版；采访邢福武。用于采集地名的异写、抄录及行政归属问题；图5由邢福武提供。原文及图片。

12. 国家标准馆著录与范围说明　CH 4002—1991《黎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1991-09-05发布，1992-01-01实施。本文仅采用国家标准馆的适用范围说明，不引用未取得的完整译音表或非官方预览。国家标准馆。

13. 现实地点与署名图片报道　符彩云：《〈这一年“我”挺好〉系列报道｜保亭县响水镇什龙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精神文明之花盛开》，南海网，2021-12-04。用于什龙村的响水镇定位与图1，不作为地名原义证明；图1原刊署“保亭县响水镇什龙村供图”。原文及图片。

14. 学位论文全文与原始词表　Peter Kristian Norquest. A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roto-Hl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2007. 本文核对第17—18页的方言点与材料说明、第76—77、156—157页的声调对应，以及第427页的括号约定、附录第451、454、501、545、562、573、582页的村、大、旧、沙、水田、乌鸦、新词条。所列为中沙与通什词汇音，不充作各村名的完整本地发音。大学典藏记录，论文全文 PDF。

15. 当地同音的署名记载　陈耿：《海南“牛”地名掌故一览表》，附于梁君穷《因山形像牛得名牛岭 山海相逢南北分界》，《海南日报》；中国新闻网海南于2021-02-22转载。牛漏条明确记当地海南闽语与牛路同音；赶牛通道之说在原文中是推测，未提供完整音标或牛路作为正式旧名的文献。转载全文及一览表。

16. 县志传说的署名转引　杨树：《奇特地名藏史韵》，《海南日报》，2025-01-06；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转载。用于牛漏墟的地方定位及所引1994年《万宁县志》牛群走漏传说。本文未亲见该县志原页，保留其传说性质。政府网站转载全文。

17. 普通话国际音标说明　Wai-Sum Lee and Eric Zee. “Standard Chinese (Beijing).”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2003, 33(1): 109–112. DOI: 10.1017/S0025100303001208。本文依据第110—111页的元音、复元音及声调约定，将通什、三亚、牛漏、牛路按所引注音或普通话字音作宽式本调转写；不是作者对海南地名的录音或调查。期刊页面，大学网站所存 PDF。

18. 学术专著书目，未作未见正文的引据　张惠英：《海南岛及周围语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ISBN：978-7-5203-0993-6。出版社书目用于确认研究背景；未取得专著正文，不据书目推定具体地名音。出版社书目。

19. 学术论文书目与公开摘要　王明坤：《“三亚”的黎族地名特征及其文化蕴意》，《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2期，第112—117页。本文核对维普公开书目和摘要：作者把名称解释为鹭、鹤类的田，联系稻作与崇鸟习俗。未取得全文，不以二手辞书概括替代作者全文论证。书目与摘要。

20. 地名研究论文，核到期刊书目与摘要　文珍：《三亚黎语地名的文化解析》，《琼州学院学报》，2015，22(3)：27—34、78。仅据公开摘要讨论市域命名类型，不视为已经取得逐名语音调查或全文。期刊2015年第3期目录与摘要。